盖尔曼每周开设研习班，费恩曼跑去旁听，盖尔曼开篇说道，我不过是重复去年曾经做过的讲演。费恩曼一听马上起身离开。盖尔曼接着说，现在他走了，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真心要讲的东西。
学生们跑去加州理工学院本意是朝圣，却看到了神仙打架、圣人相杀，这两位物理系大门上的左右门神已然人情翻覆似波澜，见面无语恨意多。
费恩曼、盖尔曼两人从1955年开始在加州理工学院同事，直到1988年费恩曼去世，一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两人年轻时还曾在量子场论等领域密切合作，如今老来却“见多情易厌”，只能让旁人感慨，友谊的小船易翻，同侪的玻璃心易碎。
两人的微妙关系一直是传记作者们喜欢挖坟的好题目，从蜜月到冷战，从“小两口”同仇敌忾捍卫加州理工学院粒子物理的巅峰地位，到“老两口”互相拆台鄙视彼此工作的白费蜡，似一部科学恩怨情仇的大片。但真要说起互厌互憎源自哪些具体事因，倒“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说起”。扯来扯去，大家公认心结上有两根“心头刺”。
一根刺是诺贝尔奖。加州理工学院有教授得诺奖的传统，也有“教授们对诺贝尔奖的竞赛就像美式橄榄球一样热烈”的传统。物理系谁是老大，诺奖上见。盖尔曼先后提出强力八重态、夸克模型，乃至量子色动力学，都是诺奖级别的工作，他得诺奖实至名归，只看时间，所以从1963年开始，每年10月末美国物理学家协会开年会，大家总有一个不变的碎碎念：“盖尔曼今年会不会得奖。”
可是，1965年获奖的是费恩曼。费恩曼发明了“费恩曼图”来直观解释量子电动力学，这种看似涂鸦式的图示简单明了，流传很广，但让搞纯理论的一帮人很不屑，将其“贬低为只是一种研究物理的方式，用于重新包装别人的伟大发现”。这让费恩曼耿耿于怀，有口难辩，直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，方觉长舒恶气，心满意足，不免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忘了旁边还有一个被“怎么又不是他”压得喘不过气的盖尔曼。
没得奖的那些年，对盖尔曼而言，每一年都是个打击；费恩曼获奖后的那些年，对盖尔曼而言，每一年又是个打击，他甚至不愿意提“诺贝尔奖”几个字，只以“瑞典的那个破奖”来指代，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。在压力和竞争面前，费恩曼有先行者的心理优势，盖尔曼作为后来者（1969年获奖），心理上已然左支右绌，防范、焦虑转化为“积怨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。
另一根刺是世俗名气。费恩曼出口粲然，讲起科学如柳敬亭说书，“耳剽口熟，从委巷活套中来者，能使人欢咍嗢噱矣”，所以他口述写作《别闹了，费恩曼先生》之类的畅销科普书，滔滔不绝，如下坂走丸，声名从此大，流传必绝伦。而盖尔曼下笔艰涩，一本《夸克与美洲豹》写了又写，拖了又拖，出版社编辑恨不得绝交，饱挥老拳，才勉强完稿。这就造成在科学之外两人的名气相比似登泰山而小齐鲁，费恩曼王之蔑视秒杀盖尔曼了。
科学之内还能不分伯仲，而科学以外的纷扰，让盖尔曼既感无力，又愤愤不平，他把《别闹了，费恩曼先生》之类的书称为“笑话书”，“盖尔曼总会怒发冲冠，埋怨道，这人活着就是为了制造轶事”，传记作者不嫌挑事儿地写道，费恩曼的书“越畅销，越让盖尔曼生气。”“与日俱增的知名度使他和盖尔曼本已恶化的关系更恶劣了。”曼罗迪诺这时也跑来补刀，他记述了亲耳听到的盖尔曼对费恩曼的名声如何诛心：“费恩曼越广为人知，我对他的风格就越不欣赏。他总把自己包裹在神话光环中，花许多时间与精力编造轶事……这些轶事大多是他自己说的，在这些故事里他通常是英雄，而且只要有机会，总显得比别人聪明。”
两人数十年恩怨，到死都没有解开，其实说起来，也没什么家国情仇的大事儿，无非同事兼竞争关系里打下了名心、名利的楔子。“名”之一字上深染执念，玻璃心也就必然从冰裂纹到琼玉碎了。
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九回里，贾母抱怨宝黛闹得不可开交时引了一句俗语：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。天才人物都是有个性的，所谓个性的内里常常也是固执、偏执。费恩曼、盖尔曼单独的两人道德学问无可挑剔，可合在一起，科学之势利、世俗之名声就积怨成冤，无情有恨，不能相忘于江湖，反而针尖对麦芒、铁刷刷铜锅，个中“冤家”滋味，不过“一山不容二虎”“哥哥且坐头把交椅”的“惟好名好胜好计较之心最难铲除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