盖尔曼每周开设研习班,费恩曼跑去旁听,盖尔曼开篇说道,我不过是重复去年曾经做过的讲演。费恩曼一听马上起身离开。盖尔曼接着说,现在他走了,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真心要讲的东西。
学生们跑去加州理工学院本意是朝圣,却看到了神仙打架、圣人相杀,这两位物理系大门上的左右门神已然人情翻覆似波澜,见面无语恨意多。
费恩曼、盖尔曼两人从1955年开始在加州理工学院同事,直到1988年费恩曼去世,一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,两人年轻时还曾在量子场论等领域密切合作,如今老来却“见多情易厌”,只能让旁人感慨,友谊的小船易翻,同侪的玻璃心易碎。
两人的微妙关系一直是传记作者们喜欢挖坟的好题目,从蜜月到冷战,从“小两口”同仇敌忾捍卫加州理工学院粒子物理的巅峰地位,到“老两口”互相拆台鄙视彼此工作的白费蜡,似一部科学恩怨情仇的大片。但真要说起互厌互憎源自哪些具体事因,倒“一部二十四史,不知从何说起”。扯来扯去,大家公认心结上有两根“心头刺”。
一根刺是诺贝尔奖。加州理工学院有教授得诺奖的传统,也有“教授们对诺贝尔奖的竞赛就像美式橄榄球一样热烈”的传统。物理系谁是老大,诺奖上见。盖尔曼先后提出强力八重态、夸克模型,乃至量子色动力学,都是诺奖级别的工作,他得诺奖实至名归,只看时间,所以从1963年开始,每年10月末美国物理学家协会开年会,大家总有一个不变的碎碎念:“盖尔曼今年会不会得奖。”
可是,1965年获奖的是费恩曼。费恩曼发明了“费恩曼图”来直观解释量子电动力学,这种看似涂鸦式的图示简单明了,流传很广,但让搞纯理论的一帮人很不屑,将其“贬低为只是一种研究物理的方式,用于重新包装别人的伟大发现”。这让费恩曼耿耿于怀,有口难辩,直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,方觉长舒恶气,心满意足,不免为之四顾,为之踌躇满志,忘了旁边还有一个被“怎么又不是他”压得喘不过气的盖尔曼。
没得奖的那些年,对盖尔曼而言,每一年都是个打击;费恩曼获奖后的那些年,对盖尔曼而言,每一年又是个打击,他甚至不愿意提“诺贝尔奖”几个字,只以“瑞典的那个破奖”来指代,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。在压力和竞争面前,费恩曼有先行者的心理优势,盖尔曼作为后来者(1969年获奖),心理上已然左支右绌,防范、焦虑转化为“积怨若是长久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。
另一根刺是世俗名气。费恩曼出口粲然,讲起科学如柳敬亭说书,“耳剽口熟,从委巷活套中来者,能使人欢咍嗢噱矣”,所以他口述写作《别闹了,费恩曼先生》之类的畅销科普书,滔滔不绝,如下坂走丸,声名从此大,流传必绝伦。而盖尔曼下笔艰涩,一本《夸克与美洲豹》写了又写,拖了又拖,出版社编辑恨不得绝交,饱挥老拳,才勉强完稿。这就造成在科学之外两人的名气相比似登泰山而小齐鲁,费恩曼王之蔑视秒杀盖尔曼了。
科学之内还能不分伯仲,而科学以外的纷扰,让盖尔曼既感无力,又愤愤不平,他把《别闹了,费恩曼先生》之类的书称为“笑话书”,“盖尔曼总会怒发冲冠,埋怨道,这人活着就是为了制造轶事”,传记作者不嫌挑事儿地写道,费恩曼的书“越畅销,越让盖尔曼生气。”“与日俱增的知名度使他和盖尔曼本已恶化的关系更恶劣了。”曼罗迪诺这时也跑来补刀,他记述了亲耳听到的盖尔曼对费恩曼的名声如何诛心:“费恩曼越广为人知,我对他的风格就越不欣赏。他总把自己包裹在神话光环中,花许多时间与精力编造轶事……这些轶事大多是他自己说的,在这些故事里他通常是英雄,而且只要有机会,总显得比别人聪明。”
两人数十年恩怨,到死都没有解开,其实说起来,也没什么家国情仇的大事儿,无非同事兼竞争关系里打下了名心、名利的楔子。“名”之一字上深染执念,玻璃心也就必然从冰裂纹到琼玉碎了。
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九回里,贾母抱怨宝黛闹得不可开交时引了一句俗语: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。天才人物都是有个性的,所谓个性的内里常常也是固执、偏执。费恩曼、盖尔曼单独的两人道德学问无可挑剔,可合在一起,科学之势利、世俗之名声就积怨成冤,无情有恨,不能相忘于江湖,反而针尖对麦芒、铁刷刷铜锅,个中“冤家”滋味,不过“一山不容二虎”“哥哥且坐头把交椅”的“惟好名好胜好计较之心最难铲除”。